一、“王兴华老人”
王兴华老师去世了。噩耗来得很突然，使人猝不及防。尽管我们都知道“人固有一死”，但噩耗仍然让我肝肠寸断，悲痛欲绝。王老师的离去对他个人也许是种解脱，也使他能早日与逝去的亲人团聚，但对我们来说，导师的去世却是难以弥补的伤痛，从此刻开始，我们少了一个牵挂的人，却多了一份深重的孤独感。而且王老师不是“名人”，他的告别仪式可谓“极简”，不但去掉了一切世俗的“雕饰”（如遗像、挽联、花圈、生平介绍等），连称呼也只是“王兴华老人”。对此悲观地看，那就是“生前寂寞，身后凄凉”，而达观地看，那就是“圣人无名”！王老师胸有丘壑，却寂寂无名，这不正是庄子所孜孜以求的生命境界吗？虽说如此，那天、那个简陋的殡仪馆、那个房间的景象，仍然使我心中郁结，难以释怀。说实话，如果任由王老师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那是我们这些为人弟子者的耻辱。
二、生机勃勃的南开园
我与王老师的缘分始于1986年。那一年，我考上了南开大学美学专业的研究生，9月份我踏入了南开校园，开始了我梦幻一般的研究生生涯。在南开之前，我虽然已经读了很多美学书和哲学书，但我真正进入美学和哲学之门还是在南开。在南开哲学系，有许多知名的哲学家，如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温公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晏清、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学家方克立、西方哲学史学家车铭洲和冒从虎、逻辑学家崔清田等，他们对我后来的发展都有很深的影响，尤其是方克立先生。
南开的美学学科，那时刚刚建立，导师只有童坦和王兴华两位老师。童老师研究美学原理，王老师主攻中国美学史，两人共同开创了南开的美学学科。当时的南开园，生机勃勃，学风浓厚，思想和学术活力充盈，到处是一派自由开放的气象。那时的我们，对真正的学术一知半解，但思想活跃而理性不足，充满热情而不乏激进，但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南开大学都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我们。那时，“尼采热”刚刚兴起，《天津日报》记者来采访研究生如何看尼采，我们几个美学专业的同学就尼采侃侃而谈，我后来每每想起都觉得“颇为幼稚”，但当时《天津日报》竟然登了出来。也是在那时，齐鲁书社首次出版了全本的《金瓶梅》，美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幸得到了5本，我把自己的那一本转让了出去，但也因此使我“有勇气”在南开举办了关于《金瓶梅》的“讲座”，想起来还是觉得“幼稚”。童老师、王老师对我们的“幼稚”心知肚明，但都报以宽容的微笑，鼓励我们继续思想和学术的探索。
三、“审美与艺术的心灵”
那一年的南开美学共有8位同学，在南开美学专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分导师的时候，朱爱军、顾弘镔、汪建新选择了童老师，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最终选择了王老师。之所以犹豫，是因为在“原理”和“历史”之间的难以取舍，我那时对“理论探索”充满兴趣，但又自觉有一种“历史感”，故有此“犹豫”，现在想来就是一种生命的“因缘”所致。王老师性格方正，风骨清峻，然而内心充满激情和想象，感性的生命力和理性的精神力统一在一个鲜活的生命整体中。他热爱艺术，善书法、绘画、摄影，书法字体优美，法度谨严，又不失深情和灵动之势，山水画则山石嶙峋，树木森然，气势雄浑邈远，摄影我不懂，只记得他对黑白摄影评价极高。终其一生，王老师都保持了一颗“审美与艺术之心”，这是他历经患难而热爱生活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也是他醉心于中国美学研究的动力之一。王老师常说，“治美学者必须至少通一艺”，此论虽不必然，但他自己确实做到了，他的美学研究就是以深厚的艺术功底为支撑的。所以，王老师特别重视美学专业的艺术训练，他带我们去看江南园林，去北京看原版苏联电影，都旨在增强我们对艺术的审美感知和艺术品鉴能力。在这一点上我很惭愧，我平生虽热爱艺术，然而对于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都无“实际创作经验”，唯在写诗上有少许心得，当年也选修了南开中文系的“诗歌美学”课。聊以自慰的是，受王老师影响，我至今仍保持着一颗“审美与艺术之心”，这也是我在艰难困顿之时仍然能自由而不沉沦的原因。
四、 耕耘在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的田野上
但王老师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王老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又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进入南开后先后在马列教研室、政治经济系任教，于1962年参与哲学系的复建工作，一直在哲学系工作到退休。王老师对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研究，80年代曾参与了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编写。此书在当时是一部全新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它去除了此前同类著作中的“左”的痕迹，从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规律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历史统一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和各个时代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在80年代影响很大，我也从中受益匪浅。王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他参加编写时的一些故事，至今印象深刻。但王老师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美学领域，主要著作有《中国美学论稿》、《中国哲学史》（合著）等，任《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先秦卷》主编、《中国哲学大词典》编委，曾任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天津美学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员。
作为南开美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经过长期的艰苦思考和学术工作，王老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美学思想和中国美学史观。他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审美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人们悦乐身心，自我完善，并按照理想和美的规律创造和选择文化的过程。美学研究必须坚持和深化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能脱离审美和艺术的实际去进行贫困的玄思，更不应以晦涩繁琐的文字堆砌去建构体系。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创造中，积累了丰富的审美经验、艺术才华和博大精深的美学思想，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表现。中华民族又是主张平等、富于自由精神的伟大民族，但在特殊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这种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往往与对自然的热爱融汇在一起，“自然”成了中国人的“自由的理想和美的观念”。他在《中国美学史论稿》“序”中说：“中国人最高的人生境界既是哲学的，又是审美的。中国艺术的极致总是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念和美学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感性与理性，艺术和哲学，审美与人生便历史地在实践中不断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中华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在运流更迭，历经变乱的历史长河中，每当理性精神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审美和艺术的自觉’。”他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就是致力于揭示中国人的“自由的理想和美的观念”，揭示中华民族“审美和艺术的自觉”。他熟悉中国美学史料，尤其是文论、诗论、画论等，他坚持从史料出发，对史料做义理分析和艺术分析，故能自出机杼，不落俗套。90年代，他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美学“意境论”，发表了《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意境与审美空间的营造──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之二》等，对“意境论”做了深刻的阐释，他特别从诗歌、绘画和园林艺术的时空境象出发，对“意境论”与“空间境象”之间关系的阐释，超迈前人，最能显示其才华与卓思。今日很多人热衷于谈论的“审美空间的营造”，王老师在30多年前就谈过了。
五、教书育人的无量功德
王老师毕生的事业就是教书育人。他带了多少本科生我不知道，研究生从84级开始，共有10多人，皆事业有成。我们那一届有杨岚、武菲、周成名、高锐涵和我5个人，杨岚、周成名和我在高校工作，高锐涵在深圳从事实业，武菲在国外生活。杨岚是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著有《人类情感论》、《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等。周成名是温州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是湖南省第一位经济学博士，著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等著作。我毕业后一直在云南师范大学工作，199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师从方克立先生，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和佛学，但也涉猎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著有《心识的力量——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和《佛法与自由》等，担任过中国哲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和法学等多个专业的研究生导师。
我们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固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但与南开的培养和王老师的教导有方有不解之缘。王老师的性格可以用“温而厉”来形容，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但又从来没有过“严厉批评”，即使我们偶尔犯错，他也总是委婉地予以提示和点醒，促使我们自己反思和改正。在美学思想上，我那时受李泽厚影响特别深，对蔡仪先生的美学思想比较排斥，王老师教我看蔡仪一派的长处，学会兼容并包。在教学实践上，他安排我和杨岚承担本科生的“美学”课，并悉心指导我们上好课。在科研训练上，王老师也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因材施教，善巧方便地予以培养。1987年，他带我们集体出席了在南通召开的全国美学会议，我们在一起讨论到当时的美学教材和美学教学，他鼓励我撰写了《高等学校美学教学问题》一文，又和我一起讨论，删掉其中激烈批评的文字，最后以“南开大学美学研究生”的集体名义发表。1989年，方克立先生发起《中国哲学大辞典》的编写，王老师任编委，他和我一起商定美学部分的词条，分配我承担了一半词条的撰写。我的学位论文《原“韵”》以中国美学中的“韵”范畴为研究对象，也是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收入《佛法与自由》一书中，算是对我的“美学岁月”的一个纪念吧！我后来发表的专题美学文章不多，但发表过五、六篇文学方面的文章，其中均渗透着我学习美学的感悟。近年来，我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重新回到美学，把我平生对美和艺术的思考重新整理出来，以作为对我的“南开时代”的总结和对王老师的栽培的报答。
六、“境界总在目前”
5月28日接到王老师去世的噩耗，我于悲痛中撰写了一幅挽联：“惊闻噩耗，泪眼婆娑，人间又成别离；犹记当时，风骨清峻，境界总在目前。”这些年，我经历了许多的别离，母亲走了，父亲走了，弟弟走了，岳父走了，方老师走了，王老师如今也走了，每一次别离的背后，总有着讲不完的人生故事。王老师走了，但当年亲历的境界仍历历在目，南开园的道路、西南村的讨论、江南的园林、八里台的酒会、教室里的聆听、宿舍中的辩论、水上公园的漫步，这一切的一切组成了一幅幅情景交融的“意境”。把这些“意境”连接起来融入生命整体的究竟是什么？是“天命”？是“因缘”？是“业力”？还是“历史的必然性”？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就以此诗结束本文吧！
谁此刻在世界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在走向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在望着我。
2025年6月4日于昆明雨花毓秀寓所
李广良
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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