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形成于20世纪初，体系化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深化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学科，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形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体与“美学热”同步。李泽厚1977年开始“想搞中国美学史”，1978年哲学所成立美学研究室讨论规划时提议编写一部三卷本的《中国美学史》，由此中国美学史学科正式登上中国学术的舞台。1979年，宗白华于《文艺论丛》第6辑发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1981年3月，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蒋孔阳主编的《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几乎同时出版，前者为编写“狭义的中国美学史”提供了一些“非常粗糙、非常简单的广义美学史的轮廓或背景”，后者则收录了朱光潜的《中国古代美学简介》、马白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蒋孔阳的《评老子“大音希声”和庄周“至乐无乐”的音乐美学思想》等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研究论文；5月，宗白华《美学散步》出版；8月，李泽厚发表《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的讲演。1984年7月，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出版。1985年11月，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出版。1986年，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出版。1987年，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出版。1988年，胡经之《中国古典美丛编》出版。这些著作都表明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美学史的真正形成。
在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形成过程中，王兴华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兴华先生（1931年4月15日—2025年5月27日）是南开大学教授，哲学史家、美学家，与萧萐父、李锦全先生相熟，曾有诗词唱和。王兴华先生是南开大学美学学科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研究，对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发展和中国美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兴华先生中国美学研究的主要著作为《中国美学论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外，王兴华先生还担任《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先秦卷》主编和《中国哲学大词典》编委，和李广良共同完成了《中国哲学大词典》美学条目的撰写任务。王兴华先生在南开所带研究生11人，均为中国美学史方向，后来虽多数未继续从事美学研究，但皆事业所成，成就不菲。
《中国美学论稿》是王兴华先生的主要美学著作，此书是根据作者80年代以来在教学中学习、研究中国美学的部分文稿、讲稿整理而成，所以仍然是8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与80年代的美学主流一脉相承，是80年代中国美学史学科史的一部分。深入研究此书及王兴华先生的其他论文、手稿，王兴华先生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真正把握中国美学的历史和精神。王兴华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创造中，积累了丰富的审美经验、艺术才华和博大精深的美学思想，是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智慧的表现。中华民族又是主张平等、富于自由精神的伟大民族，这种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往往与对自然、艺术的热爱融汇在一起，中国人的“自由的理想和美的观念”就体现在中国人的审美活动、艺术创造和美学思想中。中国美学史是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美的观念和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他从中国各时代的经典艺术形式如青铜器、诗歌、书法、园林中等发现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从古典哲学、文论、画论、书论、乐论等中提炼中国人的“美的观念”和“美学思想”，从“理性精神的兴起”和“审美和艺术的自觉”的关联中探索美学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在他看来，“美学所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宽广，我们既不能作空头的哲学家，也不能作空头的美学家，而应力求更多地通晓文化、哲学、审美与艺术的实际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美学的历史和精神”（《中国美学论稿》）。王兴华先生精通中国哲学史，熟悉中国古代美学资料，本人是书法家、画家、摄影家，热爱古典园林，故能面对实际“把握中国美学的历史和精神”，这里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审美和艺术的自觉”的历史，这里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自由的理想和美的观念”相互激荡的精神。
第二，深入研究中国美学的概念和范畴。20世纪80年代，美学界在美学理论的建构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范畴和体系，这是美学界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美学的科学形态的标志。但这些概念、范畴基本上来自西方的文化体系，亟需和中国传统美学的概念、范畴相熔铸。王兴华先生认为，中国美学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有十分丰富的概念和范畴，这些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概念和范畴，是中华民族以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理论结晶，要想完全抛开这个传统，在理论上是虚无主义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深入发掘其内涵，给以科学、确切的阐释，并使之成为现代美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为此，他十分注重中国古典美学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美学“意境论”的研究，发表了《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意境与审美空间的营造──中国美学“意境论”新探之二》等重要论文，对“意境论”做了新的深刻阐释，他特别从诗歌、绘画和园林艺术的时空境象出发，揭示了“意境论”与“空间境象”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三，在中西融合视野中寻找美学的普遍规律。王兴华先生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文化创造和选择离不开对已往学术的继承，我们既要学习西方，更要重视中国美学对世界文化的特殊贡献，要善于从不同文化的审美性格和美学思想中找到普遍的规律，借以深化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使优秀的中国美学理论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因此，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他时常结合西方美学理论阐发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比如汇通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说与孔子的“仁智之乐”或“比德”思想，比较老子的“大”和黑格尔的“美”，认为孟子关于心灵形貌的论述和柏拉图有类似之处，揭示希腊悲剧和《离骚》相通的悲剧精神等，尤其是借助近代西方的主体论或“主体主义”思想阐发宋元“写意”美学思想，突出其“自由心灵和人格情操的表现”的意义。他一方面深刻地认识到中西“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的不同，另一方面又不把中西差异绝对化，而是力图在中西的相异相通中探索“美学的普遍规律”。力图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理性与感性、本质与存在、整体与个体、统一的世界史与民族的丰富特性结合起来，这正是80年代中国美学的时代精神，也是王兴华先生美学思想的根本精神。
（作者李广良为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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